在以前我急欲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曾经做了不少电视谈话节目。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也接触过为数不少的文学哲学类的教授学者,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要大得多。
在小时候我曾经幻想过在清晨的时候徜徉在一个高等学府里面,有很大一片树林,后面有山,学校里面有湖,湖里有鱼,而生活就是钓鱼然后考虑用何种方式将其吃掉。当知道高考无望的时候,我花去一个多月的时间去研究各种各样的大学资料,并且对此入迷,不知疲倦地去找什么大学最漂亮,而且奇怪的是当我正视自己的情况的时候居然不曾产生过强烈的失望或者伤感,在最后填志愿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志愿是湖南大学,然后是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黑龙江大学。
而这样的环境最适合培养诗人。很多中文系的家伙发现写小说太长,没有前途,还是写诗比较符合国情,于是在校刊上出现很多让人昏厥的诗歌,其中有一首被大家传为美谈,诗的具体内容是:
此人兴冲冲赶到,看见我的新车以后大为失望,说:不仍旧是原来那个嘛。
黄昏时候我洗好澡,从寝室走到教室,然后周围陌生的同学个个一脸虚伪向你问三问四,并且大家装作很礼尚往来品德高尚的样子,此时向他们借钱,保证掏得比路上碰上抢钱的还快。
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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